13歲離家出走再不回頭

60歲卻榮歸故裡

他帶著在香港的故事與回憶

和故鄉成都和解

談茶,坐下

和你說幾段關於王亥的碎話

回成都近十年,王亥還是習慣住酒店,

崇德裡滿房就去尼克羅,尼克羅滿房就是博舍,博舍滿房再回崇德裡。

即使家離辦公地只有5分鐘步行,也從不回去。

“我這一生,最怕的就是無聊!”

住是如此,王亥更把自己折騰成了“雜家”,

畫家、學者、作家、堂倌、設計師......以不同的身份,

把時代周刊,孤獨星球、BBC等國際媒體通通上了個遍。

如今,60歲的他以“香港人”的身份回到了故鄉成都,

在他的建築設計作品【崇德裡】,我們聽他聊了聊自己和他眼裡的成都。

01

離家出走,自立自強

“13歲離家出走那天,我到我們成都那時最大的體育場,

躺在看台一個晚上,我就想好了我這一生,我一定能活下來,靠我自己!”

眼前的王亥,中分微捲的花白頭髮,綠白相間的圓眼鏡,很潮,很港味。

可說起話來,語速很快,嗓門清亮,一口正宗的塑料川普,

親切到讓人難以相信,他真的香港生活了三十年。

在香港名流圈,幾乎無人不知王亥和他的“大平夥”川菜館。

不僅被米其林認證三星,還數次登上《LIFE》、《時代周刊》,

就連金庸、蔡瀾、倪匡都是他的座上客。

可餐廳開得風生水起時,王亥卻把大平夥盤出去,

帶著妻子回到成都,做起建築設計。

當初被人質疑“他哪裡學過設計?”,

幾年後,愣是將親手操刀的崇德裡、太古裡的高宅、

IFS的皇城老媽火鍋店……變身成都的地標建築。

▲崇德裡

畫家、作家、堂倌、設計師......每一個身份,

王亥都演繹得極致,很多人向他討教成功的秘訣,他只回答,

“人生有些東西很怪,說不清,可它就是決定了你的一生。”

而“反叛”,或許正是王亥對抗無聊生命的最強武器。

02

用畫筆爭取自由

除了比父親瘦小,王亥覺得自己就是他的另一個翻版,直率、倔強、叛逆。

13歲,父子間的衝突爆發,他對著父親豎起中指,

一走了之,開始靠“繪畫神童”的身份自己承擔一切吃穿用度。

王亥討厭畫畫,可它是輕而易舉就能達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這一支畫筆,也為他爭取到了自由。

78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王亥考入四川美術學院,

入學一年,他畫的《春》便拿下了第五屆全國美展的二等獎。

老師不敢再教這個天才畫家,學校也免了王亥剩下的學業,

王亥終於放下畫筆,開始琢磨自己的理想。

▲ 《春》

王亥打小喜歡看書,便尋思著做個文學家。

在一本書可以打天下的年代,他是個骨子裡的文藝青年。

因為畫畫得好,他收到過從全國各地寄來的2000多封信,80%還都是女生。

不上課的時候,王亥就靠這些信打發無聊的校園時光,

一邊在腦子裡猜測對方的模樣,一邊把想像變成文字,三年回了800多封。

寫到最後一封時,誕生了他的第一本書信體小說。

可這個人喜新厭舊,當一件事做成之後,

就要戛然而止,尋找下一個挑戰的目標——當學者。

▲ 王亥的藏書

當學者怎麼當?就是拼命讀書唄。

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二十年,

大不了讀到50歲,不行就再回來寫小說。

“青春無限,我浪費的起。”

80年代,正值出版業的高峰,

王亥就這樣瘋狂而快樂地猛讀了五年,可還沒等他達成學者的理想,

妻子王小瓊從尖沙咀電報局打來了一個電話,把他叫到了香港。

在這之前,兩個人已經異地戀五年了,他們靠著寫信互相聯繫。

1987年,王小瓊放狠話,王亥如果再不去香港,就散了吧。

03

香港故事

第一眼看見香港,車站的自動扶梯,王亥來來回回坐了好幾次;

中環的高級商場,落地大玻璃,他“嘭——”一聲就撞上去了。

“我去香港從一無所有開始,我給我父親比中指那晚,

我想了一晚上,我一定能活下去,我到香港也是。”

沒工作,王亥只好重新拿起畫筆,

第一個月靠自己的10張畫,賺了30000塊。

再之後的一個月,香港最好的下午茶,

他天天光顧,把菜單上的品類全部點齊全。

中環的阿瑪尼,他進去不到15分鐘就買了三件,

除了試衣間穿過一次,從今以後再沒穿過。

一個月下來,他把3萬塊花得精光,王太氣得好幾天沒和他說話。

其實,王亥哪是在享樂。

他根本喝不來咖啡,也吃不慣英式甜點,更是討厭西裝,

他要的是在香港人地盤,賺香港人的錢,再眼睛不眨得消費。

它們就是一個符號,是香港的入場券。

你退縮得越多,能讓你喘息的空間就越有限。

只有挺直了腰板,別人才會尊重你。

從此,他成了香港唯一一個敢在文華酒店說普通話的人。

1989年,王亥畫了一幅《香港圖像》,

得了香港雙年展的金獎,還被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掛在了自己的辦公室裡。

在藝術圈變得小有名氣了,只不過他還是沒打算學一句粵語。

▲和彭定康的合影

王亥和妻子都是藝術家,愛玩,也愛交朋友,

就在家裡開起了party,王小瓊做得一手好川菜,有人建議他們開餐廳。

“我給我老婆說,你要開,你就是上帝, 規矩全部我們定。”

於是1998年,王亥和王小瓊在香港中環荷裡開起了川菜館,

取名“四川菜大平夥”。

在香港,大家都把大平夥叫做私房菜,

不過王亥和更喜歡把自己的餐廳叫做“作者餐館”。

餐廳裡裡外外,從裝修到擺設,從每一道菜到調料,都是夫妻倆的作品。

在大平夥不能點菜,王太做啥大家吃啥。

也沒有敢要醋,沒人敢說,這個辣了,那個淡了。

不管來的人是誰,手上往鍋裡放的辣椒,

從來都不少,絕對不會遷就客人的口味。

該辣要辣,該麻就麻。你要就來吃,要麼就不吃。

一年只開10個月,每週只開6天,買完單必須立馬走人...

這家規矩多到奇怪的川菜館,一年下來,常常因為訂不到位置而被吐槽,

就連權威的米其林都給了一個三星認證。

那個時候的王亥,早就已經是香港藝術界的名人了,

於是來店裡的人總打趣說,他是全世界最厲害的waiter。

有外國客人,進門就要刀叉,王亥回應他,

“我這沒有刀叉,用不來筷子,你今天就用手抓!”把對方懟得無話可說。

管你是什麼金融精英,來我的地盤,就要尊重這裡的文化。

一次他聽見幾個人在吃飯時,討論烏托邦來自希臘,

王亥一邊把紅燒牛肉擺上桌,一邊說,

“烏托邦應是中國詩詞中早有的桃花源,please,這就是紅燒牛肉。”

“王太紅燒牛肉”,是每個來店裡的人必吃的。

哈佛大學來了一幫學者,大聲討論著他們在書本上了解的中國。

買單的時候,王亥不准他們走,開了店裡一瓶最貴的酒,

給他們講真實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直到凌晨四點,全場鼓掌。

藝術家骨子裡還是有一股倔勁,哪有什麼是他做不好的,哪有什麼事是他不敢做的。

在香港生活三十年,王亥沒有打過一天工,

也沒受過一天氣,到現在依舊沒學會一句廣東話。

“在香港,經常和其他人互相撞一下。

在成都,在街上遇到一個人,你可以跟他聊天。

成都人很奇怪,愛管閒事,這是我很留戀這個城市的一面。”

厭倦了香港的“快”,王亥愈發懷念成都的“慢”。

04

回到成都

2012年,王亥帶著王太回到了成都,至於大平夥,

他們把它和大陸人的尊嚴,一起留在了香港中環的荷裡活。

如今,如果你路過崇德裡,可能會在附近一家麵館,

碰見看到一個身材瘦削,打扮很潮,卻操著一口川普的大叔。

60歲的王亥,雖早已不是一個不滿,

就和人幹架的“街娃兒”,卻依舊不改他身上的反叛特質。

他改造的崇德裡,就是最好的證據。

成都最繁華的街道是春熙路,最熱鬧的商場是太古裡,

大部分人都在追求著“新潮”與“流行”。

也許很難有人想到,在距步行至太古裡僅需10分鐘的地方,

還有這樣一個“破破爛爛”、“守舊”又充滿市井氣息的酒店。

沿著巷子走到底,談茶、吃過、駐下空間的名字下,

還特意標註了成都話念法:tanca,ciguo,zuxia。

一般設計師會把這樣近百年的建築,

以“整舊如舊”或“整舊如新”的思路去改造,

王亥不是專業設計師出身,反而打破了常規思考。

房子是一百年前的樣子,每一堵牆都完整保留了下來,像是保留了城市的過去。

可你一走進門,一桌一椅,甚至一個煙灰缸,

都是來自國際頂級的品牌和設計大師。

新舊衝突成兩個維度、兩個視覺,

便有了崇德裡是成都,又不是成都的新模樣。

60歲的王亥,至今不會開車,他丈量一個城市的方式是走路。

圍繞著老城中心,他覺得步行20分鐘的生活圈

是這個城市承載著老城過往歷史,安放城市真實生活的地方。

他也沒有微信,能不能找到他全看緣分。

因為相比和手機面面相覷,王亥更喜歡面對面和朋友聊天。

他已經60歲了,每次在電影院吃爆米花的時候,

回頭一看,全部是80後、90後,覺得反而跟他們一樣。

他甚至會在太古裡,攔一個人下來一起去看電影,

王亥覺得人都是希望生活中有個意外,而他就是個意外的製造者。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提及

“生命脆弱的一次性”:如果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沒活過一樣。

有時候挫折就是為了讓你知道,

其實自己可以選擇一種體面的方式跨越它,

慾望強一點,才配得上世上的好東西。

sohu